刘永好 1951 年生，四川新津人。希望集团总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1982 年与三位兄长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一起辞去公职于成都新津县农村创业，从养殖鹌鹑起步，并在1980 年代末期转向饲料生产。1992 年注册成立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希望集团，1996 年组建新希望集团并于1998 年在深圳证交所上市。迄今拥有5万余名员工，产业涉及农牧与食品、化工与资源、房产与基础设施、金融与投资等。曾担任全国工商联第7、8届副主席，连任第9、10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年居于《福布斯》、《胡润百富榜》榜单前列。

　　刘氏家族清末以前本是当地望族，刘父因参加过地下党在“文革”时受到冲击而在山上放羊，一家七口全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不得已把老三刘永美过继给了别家。四兄弟动念创业，起因也是老二刘永行为了让儿子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点肉，在马路边摆起了修理家电的摊子。早期接受采访时，刘永好固定的开场白便是“小时候最盼望的是一星期能吃上一顿回锅肉“。到今日，做老师时骑车叫卖鹌鹑被学生认出的羞涩应已不再，不务正业、唐突冒进的事不干，”规避欲速则不达“的质朴却在他的行事风格中保留了下来。“胡润百富榜”的创始人胡润说，在中国企业家中最敬佩的是刘永好。因为从他1999年发榜起，榜上有名者起落沉浮十之八九。惟独刘长居前列，且有几次还是榜首。

　　刘永好是谁？“养猪的，好像也养了很多鸡。以前是不是喜欢穿草鞋？没有马云那么多浓缩的精华。不过按照‘马语录’，一个人的智慧、能力和形象是成反比的。”这是刘永好的自我评价，有些揶揄调侃，但当然也是自信的。

　　十多年如一日， 他依然保留着标志性的发型“自然式”。剪一个头几块钱，固定去同一家理发馆。他最喜欢吃麻婆豆腐和回锅肉，因为小时候母亲对他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生活就是“一周吃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只要呆在成都，他中午便尽量回家吃妻子做的饭。平日里，他最主要的工作餐是盒饭，经常和各部门基层员工一起共进午餐。他吃饭的速度很快，饭盒中不会剩下一粒米。他不喜欢西装，非正式场合身上的T恤和休闲裤据说加起来不过几十块钱，但曝露在媒体镜头前的一律是标准的西装。他原来的座驾是一辆桑塔纳，后来下属实在看不过去，逼令他换了台奔驰，也已很旧。他的企业家朋友们建议他买架私人飞机，他认为没必要，民航客机更方便，而且只坐经济舱，机票最好是打折的。

　　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的主色调就是学习。身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西部乳业发展协会会长等多个社会职务，且正在为新希望拓展国际版图，“空中飞人”是常态。北京、上海、成都，东京、曼谷、纽约，在他身上看不到疲态，永远都是举止得体，笑容可掬，措辞平实但缜密无漏洞。“他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没有架子，从来不骂人。无论和谁交谈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碰到有用的便往上记。”有人这样评价他。“他就是只水晶猿猴，玲珑剔透，周旋于这么多政界、企业界、学界人士中间做得四通八达、滴水不漏。以私营企业主之名行红色资本家之实，从创业之始便明了了‘政治正确’的重要性。”这话也不无道理。与许多一线企业家与媒体保持距离不同，刘永好每每在“两会”前都会主动召开记者会谈议案和想法。早在养鹌鹑办良种场的时候，他便知道先找县委书记确认一下此举不算“走资本主义道路，拉社会主义后腿”。不久前在成都出席南方周末报系与中国平安联合主办、《mangazine|名牌》杂志承办的“知行天下—2009十大精英年度盛典”时，亦因为第二日温总理的紧急召见而来去匆匆。

　　与已普遍接受在高尔夫、登山、游艇、时尚等领域寻找“第二人生”的企业家们相比，作为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的创始人，第一位上榜《福布斯》的内地“首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对明星和名牌没兴趣的刘永好，显得颇为“想不开”。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说有一次老友王石开他的玩笑：“你不能总是一副赚钱机器的样子，你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结果刘永好当场就搬出了自己的诸多特长：“我会打毛衣、做爆米花，还会用布头做千巴衣。做法是把一条一条的布熨直了，然后一针一线连起来。”不过现在，他多了一个爱好，那就是摄影。常年四处奔走总是随身携带相机，拍下自己认为美和值得记录的东西。正因为此，尽管已工作整天，他在面对摄影师镜头时仍然颇为兴奋，不时切磋些调光经验，并提议在一面嵌满毛主席像章的墙前面留影。

　　虽然并不挂在嘴边，毛对他的影响和与他同龄的一代人并无怎样不同。1966年，年仅15岁的刘永好作为红卫兵小将，特地穿上了在父亲和三个哥哥手中辗转了17年的家里最好的一件呢子衣服，跟着老师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两年后，17岁的他插队到了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当地没水没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工分是每天1角4分钱。谈到这段经历，刘永好的心态远较许多老知青来得正面：“我当了四年零九个月的知青，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在农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懂得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一定要上的。”这种乐观当然与他日后靠经营农业发家，且最早办良种场养鹌鹑就是在插队的古家村不无关系。但换个角度看，今年提出“民工荒是件好事情”、“‘三农’问题应增加农社、农企扩充为‘五农’”、“中国经济泡沫被夸大，不应与迪拜并论”三大论调的他，永不唱衰的话语方针已与他那“永远的微笑”一样，成为招牌式的刘氏风格。

　　跨国撒网探路“猪经济”

　　从“鹌鹑大王”到“饲料大王”，再到中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和成都最大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者，现在在刘永好心目中排在第一位的身份，应该是“中国第一猪倌”。

　　早在两年前，刘永好与各地金融机构广泛勾兑养猪事宜的新闻便常见于报端：“未来几年，养猪是我的第一要务”。他要打造的， 是从“ 国雄”饲料到“荣昌”、“海波尔”种猪，再到饲养、屠宰环节的“六合”和肉制品生产经营的“千禧鹤”等一整条产业“名牌链”。从单纯的饲料供应商朝向养殖产业链运营商进化，新希望的策略是并购中下游成熟企业，并在各个环节充当养殖者的“合伙人”。

　　这一蓝图在今年两会前后的密集媒体发布中变得清晰：已在全国参与建立一两百个农村合作社，将数以万计的养殖户组织起来，签订订单。采取代养和加盟两种模式，签订代养订单的养殖户可以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得到刨去养殖成本以外的一笔劳务费，行情好的时候则可以4:6的比例分享利润；以加盟形式参与到新希望产业链里的养殖户则可不论外面市场涨跌，以合同约定的“保底价”将生猪卖给新希望，确保获利。吸引这些上游农户接受“绑定”的关键除了销路还有三点：优质种苗、资本和技术服务。通过建立种猪场引入加拿大海波尔种猪，再大规模建设纯种扩繁场和父母代猪场，将商品代仔猪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合作养殖户；已以独资或合资方式建立了一二十家养殖担保公司，当养殖户需要购买新希望的种猪和饲料时可以通过合作社向担保公司申请贷款担保，一笔可达几百万元，且无需承担保费；成立养殖技术服务公司，有超过5000名农业技术专家服务于基层。仅仅如此还不够，与IBM合作，整合了市场预测、信息收集、技术服务和产品收购功能的“西部农村电子商务和科技网”也已拿到了国家批文和支持资金，正处于试点阶段。农户所养禽畜碰到小伤小病可以直接上网查询，或用摄像头拍下来以供专家远程诊疗。此项目世界银行已表示愿意提供贷款，目前手续正在办理中。而比尔·盖茨基金会则表示只要世界银行的贷款到位，便会以世行贷款额的17%予以无偿支持。至于属于“规定动作”的优质肉猪养殖园区和商品猪养殖基地，则做到了以猪粪制沼气发电、供暖，年出栏几千头的猪舍只需要两个人看管。

　　前几年，新希望曾在多元化经营上大展过拳脚，涉足金融、地产、钢铁、铝业等多个领域，利润颇丰；但2006年起刘永好却宣布将精力集中于主业农业，适当收缩其他几翼的投资力度， 此举一度给外界留下了“犯傻”的印象。他是2007、2008蝉联的中国金融首富，民生银行给他带来巨额的投资回报；十年前便涉足地产，内部董事会那时便讨论过是否多做地产少做农业；现在，新希望的销售80%来自农业，20%来自其他产业，收益却刚好倒过来。就连刘永好自己也说，如果十年前转型从农业中脱离出来，只做金融和地产，那么凭他的基础、努力和聪明才智，公司的价值会比现在高很多。但是他却说不后悔，因为自己做企业的目的一开始是为了生活好一点，再后来社会名望大一点，接下来跟着自己走的兄弟们人人都日子好过一点，到最后就是为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三农”问题之所以难，核心难题是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单家单户的农民没有对市场捕捉、预测、判断和把握的能力，政府和金融机构面对分散的亿万农户成本又极高，而由龙头企业将农户规模化、信息化、组织化后，能将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至少提升一倍，收益也基本可与外出务工持平。这条路虽然难走，但总得有人去走，新希望比别人有优势，经验更多，实力更强。对于新希望本身而言，产业链拉长后可以将利润点在各个环节合理分配，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为其将业务伸展至产业链首尾提供了极大的助力，而牢牢掌握肉蛋奶原料源头则为其终端的食品加工公司保障了成本和收益。

　　这把算盘在刘永好算来，现在仍然在亏钱。因为肉蛋奶价格长时间的低谷，也因为各环节网络布局还未进入成本回收期，但他看的是长远，而且金融和地产领域的高利润也为这些不挣钱的“社会公益”做了背书，“亏得起”。一季度，新希望向农行的分行做了30亿中期票据融资，大部分将投入于农业。除了国内，也已在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国、印尼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投资兴建了十多家生产基地，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普遍认同尤其是越南政府的极大关注。未来五年还打算再建十家，且不排除投资资源的考虑。

　　猪肉价格作为CPI的风向标，关乎宏观经济主动脉。2006年以来，其剧烈波动的走势已吸引了若干企业跨界投资其中。相较于高盛的雷声大雨点小、郭广昌的投资大于经营和丁磊的作秀或小实验，刘永好的出手则一如既往地稳、狠、准，牵一发动全身，且免除投机的猜疑。不过，除了“变相为社会做贡献”、“脚踏实地做一些别人不做的事”等标准刘氏话语，更令人期待的还是在风满楼山雨却迟迟不来的农业领域，新希望能否上演新的传奇。

　　涅槃者如是说

　　记者：你十多岁时当过4年多知青，20岁之前没穿过一件新衣服，现在则成为了中国首富，这是十分经典的励志故事。你觉得早年的经历对你现在还有哪些影响？刘永好：我们见证了中国最穷的时候，改革开放后有一定经济基础了，吃穿不愁了，艰苦朴素的观念还是深入骨髓。我们这一代老知青， 吃过苦， 不习惯做特别大手大脚的事。从社会意义上讲，虽然这些年我们在农业方面投了很多钱，收益并不是特别高，很多人觉得傻，但回顾走过的路，我们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而不去做不该做的，这是我做事的一个原则，我觉得很欣慰。

　　记者：但农业的投资回报率毕竟低，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质疑和压力？刘永好：我前阵子碰到牛根生，问他现在持有公司多少股份，他说他把全部股份都捐给一个公益基金了。对此肯定也有很多人想不通，公益是零回报。但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当然是觉得这么做舒心、满足、有成就感，不然他就不捐了。我们也是一样，十年前我们做金融和房地产，赚了很多钱。公司开董事会说，不如转行就做金融和房地产，进入门槛高那么利润就高，十倍于农业投资，垄断容易产生利润嘛。但最后还是决定主体是农业，因为我们要为农业专业的员工负责，要为国家和社会负责，不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比尔·盖茨捐了几百亿美金做慈善基金，就完全没考虑自己赚多少钱了。

　　记者：那么你专注于农业的成就感主要来自哪里？愿景如何？刘永好：这些年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了很多事，农民收入提高了，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农民的拥护令我很高兴。政府高层也找我去谈谈看法，评选我为劳动模范，授予了我很多荣誉。但荣誉是次要的，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好，就是值得的。就拿我们最近在做的养殖产业链来说，牵涉到政府、农民、科技、市场、金融、技术、国际合作，非常累、非常烦，但这条路要是走通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试图用几年的时间形成一种模式，先在集团内部推广，再向全国推广。我认为有些企业先行一步，国家总结这些经验，最后甄选出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推而广之，这就是是中国农业走绿色发展之路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