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除了对转基因的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担忧之外，还有一种说法，相关部门在监管方面也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在湖北、湖南和广西等多个省区就发现了违规种植转基因水稻，甚至绿色和平组织公开称在湖北武汉的国家粮食储备库也发现了违规转基因水稻。

　　黄大昉：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现有委员60名，涵盖生物技术、食用安全、环境安全、微生物等领域专家，分别来自教育、中科院、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环保、质检和农业等7个部门和机构，各自都有负责分管的工作和内容。目前我还没有听到检查的人说到你所说的违规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情况，农业部也没通报这些证据，我们参加会议的时候也没有说。我想只能是检测出来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才能说到底有还是没有。这个事情需要进一步核实。

　　我国的转基因管理条例总的来说已经建立起来，但从监管能力来讲还是十分薄弱，还要进一步完善。监管问题现在是很重要的方面，必要的信息公开还是要及时。社会上的传闻多了管理部门还是要出来讲话，就像去年对圣元奶粉的传闻一样，卫生部门出来公布圣元奶粉抽检激素含量没有发现异常的结果，即时把真实信息告诉大家，社会上也就停止传言了。

　　经济观察报：早在10多年前，环保部等就开始着手起草《转基因生物安全法》，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黄大昉：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和巴西制定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法”，我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上是要和国际接轨，但具体操作起来是很难的。美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法上主要是指防止生物恐怖的，是指对生物武器加以控制，用这个法律来约束别人和保护自己，巴西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法比较“泛泛”。

　　我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上酝酿了很多年，为什么没有弄成？主要是因为生物安全这个范围太宽泛，比如食品安全属于生物安全的范畴，但具体来讲，卫生部所管辖的是药品安全、实验室安全，林业部门管的是林业安全，环保部门管的是环境安全，还有外来生物入侵，所有这些都是属于生物安全的范畴。

　　我这么多年有一个感觉，我国第一步不是搞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而是先把各个领域的生物安全法规进一步健全，局部都没有搞好怎么可能搞国家的呢？早在1996年7月我国农业部就发布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管理实施办法》，拉开了对转基因生物相关立法的序幕。2001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这就上升成为国务院的法规——当然还不是国家的法律。总体来说，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方面我国还是走在国际前列的，并不落伍，而且我国的转基因法规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方面农业部在执行国务院的法规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是相当有成效的。我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国际公认的，所以不能简单认为没有“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就肯定会存在问题。